“铁岭说”是近年出现的一种说法,根据一是认为“襄平”即“铁岭”；二是上文提到的“三韩”即“铁岭”。关于襄平为辽阳的古称，史有明载，不少反对辽阳说”的人也不否认,但有人却偏偏要利用一些二、三手的资料曲折考证,非要将襄平说成铁岭，完全是附会与曲解。关于“三韩”是否专指“铁岭"，我们在前面已讲清楚，不再重复。这里，仅据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稍做考究，同样可以证明曹雪芹祖籍决非铁岭。碑记中有一个人叫李遇芳,未署籍贯，兴许是他的官职太小之故。查《云中郡志》卷5“新平路参将”条:“李遇芳,铁岭人，顺治八年任。”《云中郡志》为顺治七年至九年任大同知府的胡文烟所撰,他是以当时府的建制比照古制郡而命名的。李遇芳是胡文烽的下级，又是在志修成前一年到任，因而其籍贯一定是本人直接提供，明确而具体，十分可靠。这样，我们将碑记与郡志结合起来看,曹振彦与李遇芳不是一个地方的人，是非常肯定的。他们本人提供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，一个是襄平，即辽阳;一个是铁岭，清清楚楚，无关无涉。所以，硬将曹振彦往铁岭拉,是行不通的。

上述情况表明,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为研究曹雪芹祖籍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。谓其难得,不仅是它明确载有曹振彦的史料，更重要的是在一通碑上同时涉及到红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三个问题:襄平、三韩、铁岭;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曹振彦是辽阳人，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。所谓“丰润说”、“铁岭说”，都是站不住脚的，而且对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没有任何意义。关于曹雪芹祖籍之争，应该做明确结论了。

襄平，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古称，史学界、红学界多有考证，兹不赘述。这里只举一辅证。碑记中籍贯“襄平”者还有一人，即前总督马鸣佩。《清史稿?李栖凤马鸣佩传》载：

马鸣佩是封疆大吏，高级官员，《清史稿》中明载其为“辽阳人”，应该是可靠的。清初总督，多用汉族文人担任，执掌行省军务。当时,宣大山西总督府即设在大同，总督主要统辖宣府（今张家口宣化）、大同、太原三总兵，负责京西北边防。宣大山西总督是跨省的军务官员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。当时马鸣佩与曹振彦是上下级关系。在碑记中，唯他们俩明确署籍“襄平”，可见他们确确实实都是辽阳人。在碑记中两人都以古地名署籍,这是一种雅好。这种情况即使在当代，也还较为流行。将此碑与早已发现的辽阳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》、《重修玉皇庙碑》②上所载曹振彦相联系、相映证，进一步表明其无可怀疑地是辽阳人。有人曾以前两碑所载人物并非都是辽阳人为据，否认曹振彦为辽阳籍，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则明确无误地回答了这一问题。曹振彦就是辽阳人，实证俱在,若对这样多的文物证据再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，那便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了。

“汉军镶蓝旗人,初籍金州卫。顺治初，以诸生授昌平知州。四迁至湖广布政使。七年，授［陕］(江)西巡抚。……十一年，自成余党刘二虎、郝摇旗等入陕西境，之先与汉兴总兵赵光兴发兵三道迎击，破小广峪寨，斩其将傅奇，迁宣大山西总督。十三年，调川陕总督，加兵部尚书，……”彭有德，《清世祖实录》记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，“以阳和副将彭有德署大同等处总兵官事。”乾隆《大同府志》卷11“镇守大同总兵官”条:“辽东人，将才，顺治十一年任,详宦迹。”刘兴汉,乾隆《大同府志》卷11“阳和兵备道”条:“辽东人，顺治年任。”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13“职官谱四”载:“阳和兵备道，初驻阳和城，后移大同府，康熙六年裁。顺治中有……刘兴汉，盛京人。”刘朝辅,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13“职官谱四”载:“太原协镇副将，驻太原府。顺治二年设，十年裁。旧志有刘朝辅，盛京人。”这里，只有马之先的籍贯明确具体，即金州卫。金州，在今辽东半岛南端，始名于金代贞祐四年(1216),见《金史?地理志》。明洪武年间，将金州改置为金州卫，治所在今天的大连市金州区。其他三人或“辽东”，或“盛京”，均未详具。从这些资料看，这四个人并非籍出一州、一县，他们所谓“三韩”，系区域性的大概念，是个面，而不是个点。如果非要给“三韩”确定地理区域，以碑记中马之先为例，辽东半岛在其中，绝不仅仅是有些研究者考证出的铁岭一带。“三韩”一词，后来有扩大使用面的倾向，所以清人刘廷巩曾批评当时人滥用“三韩”字眼，大约韩英也属此列。由此可以提出结论：以“三韩”来确指某城、某州、某县是不恰当的。以“三韩”为据去考证曹雪芹祖籍是徒劳无益的，是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结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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