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修大同镇城碑记(2)
三、大同是曹家发迹的重要转折点
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点,而祖籍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焦点。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证据，对澄清目前就祖籍尚存争议的问题极具说服力。
曹振彦是曹家功名富贵的开拓者,是他的业绩奠定了曹家后世近百年“赫赫扬扬”的基础。而在他的一生中，大同这段经历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。
曹家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即曹振彦之子曹玺。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的《曹玺传》说:“补侍卫之秩，随王师征山右建绩，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。”其“补侍卫之秩”，有他个人的努力，但也有赖父荫。而被“拔入内廷二等侍卫”，即在皇帝身边任职，则主要得益于“随王师征山右建绩”。征山右，即征山西、征大同。当时曹家父子在大同共同作战,也算一段佳话，曹玺的这次提升更为重要，这使他得以亲近皇室。曹玺之妻孙氏，顺治十一年被选入宫，做了刚刚出生的康熙皇帝玄烟的乳母，个中细节尚无考，但与曹玺供职内廷有直接关系。之后，曹玺又“升内工部”，“康熙二年，特简督理江宁织造。”（康熙《江宁府志?曹玺传》）。这就是说,曹玺在顺治朝也已受到格外信用;康熙亲政后,曹家因孙氏曾为当今圣上的乳母而愈发显贵，盛极一时。
曹雪芹的祖籍，说白了就是其高祖曹振彦的籍贯。曹振彦的籍贯谁提供的最准确呢，当然是本人提供的最准确。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碑上明明刻着“襄平曹振彦”，而曹振彦就当其时、当其事，并且这篇碑记的产生亦可能与他有关（后文论及），这个籍贯毫无问题是他本人提供的。这与我们今天见到的多数史料如有关曹振彦任职的多种职官志，如康熙年间的《曹玺传》等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，都是属于第一性的权威史料。
大同市博物馆藏有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碑一通，碑文记述了清顺治十二年官兵重修大同城的经过。其中涉及到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一些重要史实,对今天的红学研究极具价值。
“襄平”与“三韩”同时出现在一通碑上,而且都是当事者本人提供籍贯,是目前碑刻中所仅见,这就为我们弄清这一问题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。碑记中有两个“襄平”籍，四个“三韩”籍，同列于一碑，起码表明两层含义:一是“襄平”与“三韩”不是一地，二者泾渭分明，它们是两个概念，两个范畴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即使“三韩”是个区域性的大概念,但它也不包括“襄平”，至少在清初是这样，否则这六个人都可以署作“三韩”。他们没有这样做，说明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。二是曹振彦署籍“襄平”，表明在他的思想上“襄平”与“三韩”的概念和范畴是清楚的，是有显著区别的，在众多同时的“三韩”人面前，特别是较他职位高得多、而又直接领导他的总督马之先面前，他明明白白表示自己与“三韩”无涉;但凡有些许关联,与自己的上司拉个同乡又何乐而不为呢？由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，以“三韩”为曹家祖籍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。
综上所述，曹家两个关键人物曹振彦、曹玺的升迁重用都与大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，此后曹家一路攀升,备极富贵荣耀，成为名门望族、仕宦大家。冯其庸先生在《红楼梦概论》中说，“辽阳是曹雪芹上祖的发祥之地”。那么，说大同是曹家发迹的重要转折点，当是合情合理。
大清顺治十三年岁次丙申孟夏谷旦。
是役也，制府马公总其务，元戎彭公董其成。若夫复城之议，则始于前直指天中薛公讳陈伟，再成于前总督襄平马公讳鸣佩。其商确，经其□疏移驻，则今直指会稽翁公讳祖望。其一时捐输清俸，共襄厥事者，则有若备兵三韩刘公讳兴漠，兴屯中州邢公讳以忠，副总戎三韩刘公讳朝辅，口口口襄平曹公讳振彦，司理三楚沈公讳会霖，别驾中州李公讳考祥，参戎袁公讳诚、李公讳遇芳，县令金台高公讳拟霄。是可无社而稷之，尸而祝之也乎？猗欤休哉！兹何可以不爲志也，敬爲之志，用表来兹。
曹振彦在大同任上近四年，④四年时间不算短，而且正值大同城百废待兴之时，期间他不可能没有作为。由这通《重修大同镇城碑记》传递出的信息看，曹振彦在大同的政绩应胜于其战功。其一，虽则碑记中曹振彦的名次靠后,且所起作用在“捐输清俸，共襄厥事者”之列，似乎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，但这并非全部事实。该项工程为修复大同被毁的城池,城池主要为军事设施，上奏朝廷并主持工程者，主要是军事长官，也属必然。但作为大同府的最高行政长官,在这样一件大事上,他决不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边'缘人物。修城动议必先岀于知府曹振彦。大同遭屠城之劫虽说有他的一份,但如今他是朝廷命官，大同城又是他的当家地盘，因而，恢复城池，重立门户，他较任何人都更为迫切。总督、巡按的到来，必是他首先向上司报告重修大同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（彭有德是兵变后出任的第一位总兵，设立较晚，在顺治十一年）。其二，修城是一项巨大的工程，“模粮之费，板干之资”必不在少数。碑记中讲主要靠官吏们“捐己俸”、“瘠己舒民”，虽为事实，但也有过誉的成份。实际情况,必然是地方官曹振彦担当筹粮筹款的重任，这在“资群助而无恫”一语中露出一点消息。“群助”者，众人资助也,非仅几位官员；“无恫”者,不痛也，但这是筹资者言，痛不痛唯出资者知。其三，碑记为“进士第、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、郡人解元才撰文”O据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20“贡举谱七”载:解元才，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，大同府“朔州人，户部郎中，充丁酉四川正考官,历池州府知府。”请这位外宦的大同籍进士作文,由知府曹振彦物色、举荐的可能性最大，他致函或亲白介绍工程,参与碑文的草拟、定稿的可能性也最大;文中为上司歌功颂德而忌言己功,也是情理中事。其四，碑文中载:“睇此芜城，比于吴宫、晋室，鞠为茂草，为狐鬼之场者，五阅春秋。”这就是说,曹振彦顺治九年到任时,大同城还是一片荒凉、恐怖的景象。《云中郡志》录有督粮户部主事刘国钦《再入云中》长诗一首，记述了当时大同城情状，兹引一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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